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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典傳奇：古代劉統(tǒng)勛的地位，事實上比劉墉高，看官職就知道了 00:00 / 02:0070% 快捷鍵說明 空格: 播放 / 暫停Esc: 退出全屏 ↑: 音量提高10% ↓: 音量降低10% →: 單次快進5秒 ←: 單次快退5秒按住此處可拖拽 不再出現(xiàn) 可在播放器設(shè)置中重新打開小窗播放快捷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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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統(tǒng)勛、劉墉的先祖 一、劉統(tǒng)勛、劉墉的先祖第一次遷徙之謎 根據(jù)山東日照劉氏族譜記載，到了1370年時候，按照政府移民的規(guī)定，江蘇徐州碭山縣大劉村劉氏的一支，在劉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領(lǐng)下，就從大劉村里搬了出來。 這里我要說一句，根據(jù)山東日照劉氏族譜的記載，率領(lǐng)江蘇徐州碭山縣大劉村劉氏一支響應(yīng)政府號召，進行移民的應(yīng)該是劉思源。但是，這個記載是錯誤的。它屬于一百多年以后的追記，是非常不準(zhǔn)確的。 他們搬到了哪里呢？劉氏眾族人一行循道迤儷北去，來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今日照市東港區(qū)黃墩鎮(zhèn)與莒縣交界處，打量了一下這里的地形地貌。只見這里群山環(huán)繞，澗水涓流，花草茂密，樹木繁蔭。澗泉邊參天古樹上，住著一窩喜鵲；澗邊山嶺，兩翼寬闊，北高南低，象一只傳說中的鳳凰……果真是個好地方，于是便在這兒定居下來。后人為這里取名喜鵲窩。 劉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領(lǐng)下的劉氏眾族人，就搬到了今日照市東港區(qū)黃墩鎮(zhèn)。當(dāng)然，這在山東諸城劉氏族譜中并沒有記載。 其實從江蘇徐州碭山縣大劉村搬到山東的日照市東港區(qū)黃墩鎮(zhèn)從路程上來說并不遙遠(yuǎn)，這個徐州的碭山現(xiàn)在歸安徽。它的碭山縣大劉村北面就是山東，東面就是江蘇，它的西面就是河南，他自己在安徽的最北角，他這個地方是四省交界處，所以他搬到山東是很近的路程。 劉墉的祖先就這樣搬到了日照，這是在1370年。這就是日照西部劉姓的始祖。 大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劉氏家譜（注：2003年在日照市東港區(qū)三莊鎮(zhèn)卜落崮村劉祿后人處發(fā)現(xiàn)），記載了這一歷史情況，記下了這一劉氏家族的大事： “我劉氏自漢隸籍于莒，由來久矣……委因元社將屋，我祖見機，遷居徐州府碭山縣大劉家村。紅巾（徐劉）亂起，我祖逃居?xùn)|海當(dāng)蘆村。至熙朝洪武三年，下旨遷民，我祖復(fù)由東海遷居日照喜雀窩”。 二、劉統(tǒng)勛、劉墉的先祖第二次遷徙之謎 時間到了天順年間（1457～1465年），劉家人丁日盛。但是一場意外的火災(zāi)，幾乎燒掉了家里面的一切。那時劉氏先祖已故，葬在田家董旺莊北嶺。留下劉氏兄弟五人：劉承源、劉思源、劉接源、劉續(xù)源、劉根源。 成化（明憲宗年號，1465～1488年）年間，劉氏兄弟五人面對日益興旺的家族，面對日益狹小的生存空間，作出了關(guān)于分家的決定： 第一、老大劉承源徙居安丘； 第二、老宅西移，改稱草澗，由老二劉思源從喜鵲窩向北約一公里處的大槐樹北側(cè)，搭蓋草棚居住下來； 第三、老三劉接源遷居邱前； 第四、老四劉續(xù)源、老五劉根源遷莒縣。 三、劉統(tǒng)勛、劉墉的先祖第三次遷徙之謎 后來，劉思源娶了本村張氏為妻，生下了福、祿、壽、禧、詩、書、忠、厚八個兒子。1924年劉氏后代修建的一幢石碑證明了這一點。這幢石碑中記載到，“始祖思源公……生我二世祖福、祿、壽、禧、詩、書、忠、厚兄弟八人。”您說，這個家族是不是太大了？這可怎么辦呢？ 面對日益興旺的家族，面對日益狹小的生存空間，劉思源再一次作出了關(guān)于分家的決定：讓他的八個兒子們分開居住，四處謀求生路，只留四子劉禧與劉思源留守故里。劉福、劉祿二人同遷三莊劉家溝，劉壽遷劉家莊，劉詩遷大朱洲，劉書遷莒縣（與他的叔叔劉續(xù)源、劉根源會合），劉忠遷臨沂，劉厚遷沂水劉家店（后來劉厚的一個后代又遷居沂水卜全莊），劉禧仍然和父母仍住故里。劉思源病逝后，葬于老槐樹底西北側(cè)七米處。 古槐樹下有了人氣，長勢更加旺盛，枝繁葉茂。古槐高50余米，粗四摟有余，樹枝長達(dá)三十余米，直徑60多公分。偶爾一年，它竟沒發(fā)一新枝新葉，村人以為枯死，然而第二年卻又生出新枝葉，郁郁蔥蔥，村人甚感神奇，尊為神樹。有人遇到不測，攜老帶幼，前來老槐樹底燒香磕頭，祈求老槐樹大顯神靈，消禍滅災(zāi)，保佑平安。遇到天旱、遭蝗蟲或遭瘟疫，人們總是給老槐樹披紅掛彩，燒香祭奠，鳴放鞭炮，祈禱神樹降福人間，免災(zāi)除禍，保佑太平。 咸豐年間，劉墉的后人選址老槐樹東北側(cè)40米處，建起一座劉氏祠堂。 遺憾的是這棵千年古槐一九四六年秋被砍掉。 劉福（劉墉的二世祖）后來因避匪，率三子劉恒（劉恒是劉墉的三世祖，劉墉為十世）遷居諸城逢哥莊，將長子劉志干、次子劉志貞托付于劉祿（以劉氏家譜為記）。 大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劉氏家譜記載了這件事情：“天順年間，該村（注：日照喜雀窩）被火……成化年間（憲宗1465～1488年），我高祖（注：從日照喜雀窩）移居草澗莊（與喜雀窩相距里許）……惟喜祖仍住故里。如福、祿二祖，同遷大劉家溝。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遷居諸誠逄哥莊，將長子志干、次子志貞托付于我二世祖祿。壽祖分居劉家莊子。詩祖分居洙洲莊。書祖分居西劉家溝。忠祖遷居蘭山全劉莊。厚祖遷居沂水劉家店，分支卜全莊。” 1924年劉氏后代修建的石碑也證明了這一點碑刻記載：“福、祿二公同遷劉家溝（今三莊鎮(zhèn)劉家溝），福公弘治年間（孝宗1488～1505年）又遷諸城逄哥莊（現(xiàn)屬高密市）。壽公遷劉家莊（今三莊鎮(zhèn)劉家莊）、詩公遷注州（今黃墩大株州）、書公遷莒縣、忠公遷臨沂、厚公遷沂水，族譜備志。惟我禧祖仍住故里。” 經(jīng)過幾百余年的子孫繁衍，到現(xiàn)在，故里劉禧后人已是人丁興旺，有3000多人的大家族了。 劉福后人，清嘉慶十九年（1814），即九世孫劉墉卒后10年其族重修家譜時，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譜者不計在內(nèi)，劉氏家族已繁衍十四代，其家族已有822人。這是后話。 大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劉氏家譜的發(fā)現(xiàn)，不僅重現(xiàn)了世遠(yuǎn)年湮于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填補了劉統(tǒng)勛初立其諸城族譜時無法上溯的一段歷史。 劉統(tǒng)勛在丙子年（高宗乾隆1751年），即其祖劉福遷移到諸城縣250余年始創(chuàng)家譜，在凡例中說： ——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間始祖諱福公遷諸城后，至祖諱恒公，家譜因遭兵燼，中間世次莫考。故列祖諱恒公為第二世。 ——族譜刊于都中，丙子冬間，凡我族人有游宦他省及在家鄉(xiāng)者，其新生男口名字家郵未及致，蓋不譜載?！w未及載，容后紀(jì)——統(tǒng)勛謹(jǐn)識。 下面，我們還是回來說說山東日照劉氏中的一支在劉福的率領(lǐng)下又從山東日照搬了出來這件事情。因為，這一支正好是劉墉的祖先。 這次搬家開始的時間，根據(jù)山東日照劉氏族譜記載，是在明朝成化年間，也就是1465年到1487年間。也就是說，劉福率領(lǐng)山東日照劉氏中的一支在1465年到1487年間從山東日照搬離了家鄉(xiāng)。 這次搬家完成的時間，根據(jù)山東諸城劉氏族譜中的記載，則是在明朝弘治年間，也就是1488年到1505年間。 有的讀者會有這樣的疑問：怎么搬個家還要如此費事，需要幾十年？ 其實不是這樣的。根據(jù)我的考證，劉福率領(lǐng)山東日照劉氏中的一支搬家開始的時間應(yīng)該就是在1487年，搬家完成的時間應(yīng)該就是在1488年，1487年正好趕上明憲宗朱見深病死，明憲宗朱見深的兒子明孝宗朱佑樘即位，1488年明孝宗朱佑樘改元弘治。 因此，就出現(xiàn)了山東日照劉氏族譜記載的劉福率領(lǐng)山東日照劉氏中的一支在明朝成化年間搬離家鄉(xiāng)、而山東諸城劉氏族譜記載的劉福在明朝弘治年間搬到山東諸城的事情。 這樣劉墉的祖先在的一支劉福的率領(lǐng)下就搬到了山東諸城逄哥莊（現(xiàn)屬山東省高密市）居住了下來，稱為諸城東武劉氏。 四、諸城東武劉氏——劉統(tǒng)勛、劉墉的直系先祖的繁衍之謎 劉福只有一個兒子叫劉恒。劉恒的時候，由于戰(zhàn)亂兵災(zāi)，劉家族譜被燒毀。從此，族人對諸城以上劉氏家族的情況就不得而知了。 劉恒有三個兒子，長子叫劉玳，次子叫劉瑁，三子叫劉瑚。劉墉就是劉玳的后代。劉瑁和劉瑚的后代我們還沒有考證出來。 劉玳也只有一個兒子叫劉思智。劉思智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劉通，次子叫劉遠(yuǎn)。劉墉就是劉通的后代。劉遠(yuǎn)的后代我們還沒有考證出來。 劉通就是劉墉的高祖。劉通活著的時候已經(jīng)到了明朝末年了。在這個時候，他們家第一次轉(zhuǎn)變了一個身份，此前這家這個家族就是世代務(wù)農(nóng)，但是從劉通開始，他們家就開始識文斷字了，認(rèn)識字了。那么劉通還考中過秀才，但是，世道變了，明清交替，他也就沒有考舉人、考狀元的機會了。所以很快，清軍入關(guān)，清軍入關(guān)的時候，由于我們所講的這個清初的統(tǒng)治政策，對漢族的統(tǒng)治政策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漢人的不滿意，很多漢族人造反。 當(dāng)然了，劉墉他們家絕不在反抗者之列。清軍一入關(guān)，那時候還是順治皇帝，順治皇帝的名字叫愛新覺羅?福臨，順治帝1643年一繼位，1644年清軍入關(guān)，劉墉他們家立即就投降了，就成為了大清朝的順民，從此以后好幾代，劉墉他們這個家族就一直是大清朝的順民，不但如此，劉墉他們家還很支持大清朝的勢力。 http://liu972000.tf168.cn/

山西洪桐移民的歷史背景－大槐樹傳說 轉(zhuǎn)自：袁氏家譜 編輯：admin 時間：2006年3月8日16:52 明朝洪武、永樂年間大規(guī)模地移民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歷史原因的，這自然要從元末年間的歷史談起。 元朝在中國的統(tǒng)治只有89年，雖然盛極一時，但“只識彎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貴 族及封建地主對農(nóng)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斷，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qū)“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tǒng)治，僅至正元年( 1341)，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義，以后人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至正八年方國珍在臺州起義，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在潁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第二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其后十余年，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軍決戰(zhàn)于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廣大農(nóng)民紛紛響應(yīng)，元軍出其精兵銳將與農(nóng)民軍決戰(zhàn)，攻城略地，擄掠殺人，干盡了殘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脫脫傳》)，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軍察罕帖木兒部與農(nóng)民軍戰(zhàn)，“兩戰(zhàn)皆敗之，斬首萬余級”(《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元史順帝本紀(jì)》)，后來元軍正規(guī)軍精兵使盡，無力把農(nóng)民起義軍鎮(zhèn)壓下去，一些地主武裝，為了維護本身利益也配合元軍與農(nóng)民作戰(zhàn)，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父子，陜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陜、魯和兩淮，終于把紅巾軍鎮(zhèn)壓下去。在這些戰(zhàn)斗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nóng)民軍所據(jù)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順帝本紀(jì)》)，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dāng)時被殺的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實錄》卷五)溫縣牛洼村《牛氏族譜》也載：“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币训搅恕按耗鄽w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后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達(dá)、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fù)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dá)十六年的兵亂才算結(jié)束。 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shù)，村莊城邑多成荒墟?！睋?jù)《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zāi)，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qū)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元史.順帝本紀(jì)》，“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至正元年，汴梁、鈞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儀封縣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沖東西二關(guān)，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無算。三年二月，鞏昌寧遠(yuǎn)、伏羌、成紀(jì)三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算。五月黃河決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溝、尉氏、洧川四縣，鄭州滎陽汜水、河陰三縣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shù)百家。濟寧路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留、臨潁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廬舍漂沒甚眾。東平路東阿、陽谷、汶上、平陰四縣，衙州西安縣大水……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濫。七年五月黃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六月己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沒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膠州大水。七月，高密縣大水。九年七月中興路公安、石首、潛江、監(jiān)利等縣及沔陽府大水。夏秋，蘄州大水傷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縣大水。十三年夏，薊州豐潤、玉田、遵化、平谷四縣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薊州大水……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吣炅?，暑雨，漳河溢，廣平郡邑皆水。秋，薊州縣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澤縣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大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墻，漂屋廬，人溺死甚眾。二十四年三月，益都縣井水溢而黃。懷慶路孟州、河內(nèi)、武陟縣水。七月，益都路霆光縣、膠州高密縣水。二十五年秋，薊州大水。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疔決小流口，達(dá)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許。漂東關(guān)居民數(shù)百家秋七月薊州四縣、衛(wèi)輝、汴梁、鈞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汛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這類記載比比皆是。特別是河南地區(qū)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中書省戶部曾上言："連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順帝本紀(jì)》)當(dāng)時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qū)“連年饑饉，民不聊生?！?《元史紀(jì)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區(qū)不但水患嚴(yán)重，大蝗災(zāi)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災(zāi)計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順帝本紀(jì)》)中原地區(qū)從元統(tǒng)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dá)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饑。十八年“京師大饑，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魯、豫大饑，通州民間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以食。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xiàn)“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東、河北、陜西以及南方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變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qū)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元史.順帝本紀(jì)》)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糧劇減也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了下府(《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shù)”，“凡州改縣者十二，縣并者六十”。(《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3000戶的30余州降為縣。(《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qū)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yán)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tǒng)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wù)”(《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于是采納了萄州蘇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皋(《明史.食貸志》)，國子監(jiān)宋納等人的奏議，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zhàn)路決策(《明太祖實錄》)，一場大規(guī)模的歷經(jīng)數(shù)朝歷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 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剛剛有所恢復(fù)，又發(fā)生了“靖難之役”，四年的戰(zhàn)爭又加劇了中原地區(qū)的荒涼局面，為此仍又有永樂遷民之舉。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繼位，為了鞏固中央集權(quán)，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從北京進取南京，所過河北、河南、山東、皖北、淮北等地，與政府軍反復(fù)拉鋸作戰(zhàn)，進行了四年的戰(zhàn)爭，這就是中原地區(qū)盛傳的所謂“燕王掃碑”。當(dāng)時一部分地區(qū)的老百姓也自行組織武裝，拒抗燕王軍隊，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樂業(yè)，恢復(fù)生產(chǎn)的愿望。 根據(jù)《明史》記載，燕軍在戰(zhàn)爭中，搶掠屠殺甚為嚴(yán)重，如“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明史.恭閔帝本紀(jì)》)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仗，燕王“乘縱火奮擊，斬首數(shù)萬，溺死者十余萬人”。(《明史.成祖本紀(jì)》)中原地區(qū)的老百姓自動幫助政府軍抗擊燕軍朱棣勝利后，對忠于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殺無遣漏，河北、山東等一些族譜中記載，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當(dāng)燕王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lián)誼會”的把抵抗，燕王無標(biāo)轉(zhuǎn)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帶人殺的只留狐、劉兩家，山東臨清縣寨村光緒四十年寫的《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gòu)兵，南兵大軍追襲，則南兵自南而北，北兵勝大軍犯闕則自北而南，想爾時，或殺，或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因此，靖難之役“，加劇了中原地區(qū)荒涼局勢，民非殺即逃，這也是永樂移民的又一原因。 當(dāng)元末中原地區(qū)荒疫兵亂之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qū)的兵亂及各種災(zāi)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qū)也沒有發(fā)生大的水旱蟲災(zāi)，風(fēng)調(diào)雨連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jīng)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鐘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dāng)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xùn)|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詞，但也說明晉垌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dá)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據(jù)《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dá)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再從人口密度來看，同樣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這樣，山西“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連朱元璋也認(rèn)識到“山西民眾而地狹”。這時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應(yīng)從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鄭州知州蘇琦提出“時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20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侍郎劉九皋又奏請遷移山西之民以實中原，終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認(rèn)可。于是拉開了—場轟轟烈烈移民活動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說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走的，實際上遠(yuǎn)遠(yuǎn)不止如此。根據(jù)《明史》記載，“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辦法進行移民。這個范圍是相當(dāng)大的，包括現(xiàn)在的晉中、晉南、呂梁和晉東南等地區(qū)。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區(qū)劃，所謂太原指太原府，轄6個州20個縣；平陽即平陽府，轄6個州29個縣；澤是澤州，為省直隸州，轄4個縣；遼是遼州，省直隸州，轄2縣；沁指沁州，省直隸州，轄2縣；潞是潞州，省直隸州，轄6縣；汾指汾州，省直隸州，轄3縣。這樣，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個縣。在當(dāng)時關(guān)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條件下，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沒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樹下是當(dāng)時最大的移民“點行地”，在后來的歷史上影響特別大，移民后裔們自然也就樂于認(rèn)同這樣一個出發(fā)地了。 關(guān)于移民的次數(shù)，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經(jīng)學(xué)者們的反復(fù)考證，洪武、永樂兩朝共有17次。簡單的情況是： 洪武六年(1373年)，從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鳳陽墾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從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鳳陽墾荒。因為是冬天，政府發(fā)給移民過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從山西招募2.4萬戶百姓從軍，后又都復(fù)員為老百姓，就地安置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從山西的澤州、潞州，挑選“田少丁多”或無田之家，遷往彰德、正定、臨清、歸德、太康等地墾種。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張從整等116戶自愿外遷屯田，戶部給予獎勵，讓他們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軍都督朱榮向朝廷報告：由山西遷居到大名、廣平、東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給他們2.6萬頃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軍都督府僉事李恪等遷移山西百姓，到彰德、衛(wèi)輝、歸德、臨清、東昌等地栽桑種棗，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馮勝、傅友德與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從軍，共設(shè)16個衛(wèi)所。大約是平陽府選了9衛(wèi)，太原、遼、沁、汾選了7衛(wèi)，每衛(wèi)5600人，共有9萬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軍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戶，分別遷至彰德、衛(wèi)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萬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戶部核實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遷至北平各府、州、縣。 永樂二年(1404年)九月，從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從以上地區(qū)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縣吏李懋等214戶人愿到北京為民，戶部給他們發(fā)了安家費。 永樂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戶部從山西的平陽、澤、潞及山東的登、萊等州，招募了5000戶到北京的上林苑監(jiān)，牧養(yǎng)栽種。 永樂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向朝廷申請到北京、廣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宮等府州縣為民，開荒種地，依律交稅，得到政府的獎勵和資助。 綜上所述，明初從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樂十五年(1417年)，近半個世紀(jì)中，從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數(shù)百戶，甚至上萬戶，前后人數(shù)達(dá)到100萬以上?；仡櫸覈鴼v史上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漢代僅限于屯墾戍邊，并沒有形成全國規(guī)模；三國割據(jù)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墾興盛，但安史之亂以后廢弛；宋代重文輕武，屯田時盛時衰；元代全國興屯，但很快天下大亂。所以說，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官方移民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時候還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叫“解手”，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仍然使用，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百姓們被迫登記以后，為了防止他們途中逃亡，官兵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長繩串連起來。那時候，遷徙路上，到處是一串串的移民，他們一步三回頭，天愁地也愁。在押解過程中，由于長途跋涉，人們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繩子拴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報告說：“老爺，請解手，我要大小便。”這樣子日復(fù)一日，人復(fù)一人，次數(shù)多了，日漸簡化，只要說上一聲：“老爺，我要解手?！?明初有個袁公正，字成甫，曾隨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戰(zhàn)，屢建戰(zhàn)功，官拜鎮(zhèn)威將軍。明朝統(tǒng)一后，首要的大計，是移民墾荒。袁公正又自動報名，舉家從洪洞遷至山東曹縣黃崗集落戶。當(dāng)時很受朱元璋欣賞，親賜一塊“袁氏題名玉碑”，還給他提升了三級頭銜。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約20公里處的關(guān)王廟北土崗上安下家來，取名“袁家固堆”，并題詞曰：“洪洞分枝老門第，曹州安居舊家風(fēng)。” 陜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較多，大概是與山西一河之隔距離近的緣故。據(jù)征集的譜諜看，武功縣的戴氏、麟游縣的趙氏、邢氏、扶風(fēng)縣的劉氏、彬縣的陳氏、固源縣的鄭氏、米脂縣的楊氏、并氏、眉縣的劉氏，其先祖都是明初從洪洞遷去的。 綜前所述，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dāng)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陜、甘、寧、晉等省市。然而數(shù)百年間，峰回路轉(zhuǎn)，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輾轉(zhuǎn)遷到云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臺等地。特別是近幾十年里，遷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關(guān)東”、“下南洋”，建國后的城市知青“支邊”、“上山下鄉(xiāng)”，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xué)、探親、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跡，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參見： 山西洪桐縣尋根網(wǎng) 全文閱讀洪桐大搬遷考證進入www.yuanscn.com

　　山西洪桐移民的歷史背景－大槐樹傳說　　轉(zhuǎn)自：袁氏家譜 編輯：admin 時間：2006年3月8日16:52　　明朝洪武、永樂年間大規(guī)模地移民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歷史原因的，這自然要從元末年間的歷史談起?！　≡谥袊慕y(tǒng)治只有89年，雖然盛極一時，但“只識彎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貴　　族及封建地主對農(nóng)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斷，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qū)“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tǒng)治，僅至正元年( 1341)，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義，以后人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至正八年方國珍在臺州起義，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在潁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第二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其后十余年，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軍決戰(zhàn)于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廣大農(nóng)民紛紛響應(yīng)，元軍出其精兵銳將與農(nóng)民軍決戰(zhàn)，攻城略地，擄掠殺人，干盡了殘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脫脫傳》)，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軍察罕帖木兒部與農(nóng)民軍戰(zhàn)，“兩戰(zhàn)皆敗之，斬首萬余級”(《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元史順帝本紀(jì)》)，后來元軍正規(guī)軍精兵使盡，無力把農(nóng)民起義軍鎮(zhèn)壓下去，一些地主武裝，為了維護本身利益也配合元軍與農(nóng)民作戰(zhàn)，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父子，陜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陜、魯和兩淮，終于把紅巾軍鎮(zhèn)壓下去。在這些戰(zhàn)斗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nóng)民軍所據(jù)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順帝本紀(jì)》)，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dāng)時被殺的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實錄》卷五)溫縣牛洼村《牛氏族譜》也載：“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币训搅恕按耗鄽w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后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達(dá)、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fù)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dá)十六年的兵亂才算結(jié)束。　　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shù)，村莊城邑多成荒墟?！睋?jù)《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zāi)，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qū)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元史.順帝本紀(jì)》，“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至正元年，汴梁、鈞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儀封縣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沖東西二關(guān)，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無算。三年二月，鞏昌寧遠(yuǎn)、伏羌、成紀(jì)三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算。五月黃河決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溝、尉氏、洧川四縣，鄭州滎陽汜水、河陰三縣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shù)百家。濟寧路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留、臨潁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廬舍漂沒甚眾。東平路東阿、陽谷、汶上、平陰四縣，衙州西安縣大水……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濫。七年五月黃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六月己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沒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膠州大水。七月，高密縣大水。九年七月中興路公安、石首、潛江、監(jiān)利等縣及沔陽府大水。夏秋，蘄州大水傷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縣大水。十三年夏，薊州豐潤、玉田、遵化、平谷四縣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薊州大水……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吣炅?，暑雨，漳河溢，廣平郡邑皆水。秋，薊州縣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澤縣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大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墻，漂屋廬，人溺死甚眾。二十四年三月，益都縣井水溢而黃。懷慶路孟州、河內(nèi)、武陟縣水。七月，益都路霆光縣、膠州高密縣水。二十五年秋，薊州大水。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疔決小流口，達(dá)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許。漂東關(guān)居民數(shù)百家秋七月薊州四縣、衛(wèi)輝、汴梁、鈞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汛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這類記載比比皆是。特別是河南地區(qū)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中書省戶部曾上言："連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順帝本紀(jì)》)當(dāng)時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qū)“連年饑饉，民不聊生?！?《元史紀(jì)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區(qū)不但水患嚴(yán)重，大蝗災(zāi)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災(zāi)計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順帝本紀(jì)》)中原地區(qū)從元統(tǒng)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dá)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饑。十八年“京師大饑，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魯、豫大饑，通州民間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以食。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xiàn)“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東、河北、陜西以及南方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變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qū)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元史.順帝本紀(jì)》)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糧劇減也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了下府(《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shù)”，“凡州改縣者十二，縣并者六十”。(《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3000戶的30余州降為縣。(《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qū)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yán)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tǒng)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wù)”(《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于是采納了萄州蘇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皋(《明史.食貸志》)，國子監(jiān)宋納等人的奏議，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zhàn)路決策(《明太祖實錄》)，一場大規(guī)模的歷經(jīng)數(shù)朝歷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 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剛剛有所恢復(fù)，又發(fā)生了“靖難之役”，四年的戰(zhàn)爭又加劇了中原地區(qū)的荒涼局面，為此仍又有永樂遷民之舉。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繼位，為了鞏固中央集權(quán)，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從北京進取南京，所過河北、河南、山東、皖北、淮北等地，與政府軍反復(fù)拉鋸作戰(zhàn)，進行了四年的戰(zhàn)爭，這就是中原地區(qū)盛傳的所謂“燕王掃碑”。當(dāng)時一部分地區(qū)的老百姓也自行組織武裝，拒抗燕王軍隊，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樂業(yè)，恢復(fù)生產(chǎn)的愿望?！　「鶕?jù)《明史》記載，燕軍在戰(zhàn)爭中，搶掠屠殺甚為嚴(yán)重，如“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明史.恭閔帝本紀(jì)》)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仗，燕王“乘縱火奮擊，斬首數(shù)萬，溺死者十余萬人”。(《明史.成祖本紀(jì)》)中原地區(qū)的老百姓自動幫助政府軍抗擊燕軍朱棣勝利后，對忠于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殺無遣漏，河北、山東等一些族譜中記載，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當(dāng)燕王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lián)誼會”的把抵抗，燕王無標(biāo)轉(zhuǎn)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帶人殺的只留狐、劉兩家，山東臨清縣寨村光緒四十年寫的《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gòu)兵，南兵大軍追襲，則南兵自南而北，北兵勝大軍犯闕則自北而南，想爾時，或殺，或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因此，靖難之役“，加劇了中原地區(qū)荒涼局勢，民非殺即逃，這也是永樂移民的又一原因?！　‘?dāng)元末中原地區(qū)荒疫兵亂之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qū)的兵亂及各種災(zāi)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qū)也沒有發(fā)生大的水旱蟲災(zāi)，風(fēng)調(diào)雨連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jīng)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鐘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dāng)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xùn)|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詞，但也說明晉垌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dá)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據(jù)《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dá)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再從人口密度來看，同樣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這樣，山西“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連朱元璋也認(rèn)識到“山西民眾而地狹”。這時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應(yīng)從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鄭州知州蘇琦提出“時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20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侍郎劉九皋又奏請遷移山西之民以實中原，終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認(rèn)可。于是拉開了—場轟轟烈烈移民活動的序幕?！　∶鞔跗谏轿鞯囊泼?，說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走的，實際上遠(yuǎn)遠(yuǎn)不止如此。根據(jù)《明史》記載，“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辦法進行移民。這個范圍是相當(dāng)大的，包括現(xiàn)在的晉中、晉南、呂梁和晉東南等地區(qū)。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區(qū)劃，所謂太原指太原府，轄6個州20個縣；平陽即平陽府，轄6個州29個縣；澤是澤州，為省直隸州，轄4個縣；遼是遼州，省直隸州，轄2縣；沁指沁州，省直隸州，轄2縣；潞是潞州，省直隸州，轄6縣；汾指汾州，省直隸州，轄3縣。這樣，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個縣。在當(dāng)時關(guān)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條件下，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沒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樹下是當(dāng)時最大的移民“點行地”，在后來的歷史上影響特別大，移民后裔們自然也就樂于認(rèn)同這樣一個出發(fā)地了?！　￡P(guān)于移民的次數(shù)，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經(jīng)學(xué)者們的反復(fù)考證，洪武、永樂兩朝共有17次。簡單的情況是：　　洪武六年(1373年)，從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鳳陽墾荒?！　『槲渚拍?1376年)十一月，再從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鳳陽墾荒。因為是冬天，政府發(fā)給移民過冬的棉衣?！　『槲涫?1380年)五月，從山西招募2.4萬戶百姓從軍，后又都復(fù)員為老百姓，就地安置墾荒種地?！　『槲涠荒?1388年)八月，又從山西的澤州、潞州，挑選“田少丁多”或無田之家，遷往彰德、正定、臨清、歸德、太康等地墾種?！　『槲涠?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張從整等116戶自愿外遷屯田，戶部給予獎勵，讓他們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軍都督朱榮向朝廷報告：由山西遷居到大名、廣平、東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給他們2.6萬頃土地?！　⊥晔辉?，命后軍都督府僉事李恪等遷移山西百姓，到彰德、衛(wèi)輝、歸德、臨清、東昌等地栽桑種棗，墾荒種地?！　『槲涠迥?1392年)八月，馮勝、傅友德與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從軍，共設(shè)16個衛(wèi)所。大約是平陽府選了9衛(wèi)，太原、遼、沁、汾選了7衛(wèi)，每衛(wèi)5600人，共有9萬余人?！　⊥晔拢⒚筌姸级絻L事李恪、徐禮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戶，分別遷至彰德、衛(wèi)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等地?！　『槲涠四?1395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萬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ㄎ乃哪?1402年)，戶部核實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遷至北平各府、州、縣。　　永樂二年(1404年)九月，從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罉啡?1405年)九月，再次從以上地區(qū)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罉匪哪?1406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縣吏李懋等214戶人愿到北京為民，戶部給他們發(fā)了安家費?！　∮罉肺迥?1407年)五月，朝廷命戶部從山西的平陽、澤、潞及山東的登、萊等州，招募了5000戶到北京的上林苑監(jiān)，牧養(yǎng)栽種?！　∮罉肥迥?1417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向朝廷申請到北京、廣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宮等府州縣為民，開荒種地，依律交稅，得到政府的獎勵和資助。　　綜上所述，明初從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樂十五年(1417年)，近半個世紀(jì)中，從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數(shù)百戶，甚至上萬戶，前后人數(shù)達(dá)到100萬以上?；仡櫸覈鴼v史上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漢代僅限于屯墾戍邊，并沒有形成全國規(guī)模；三國割據(jù)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墾興盛，但安史之亂以后廢弛；宋代重文輕武，屯田時盛時衰；元代全國興屯，但很快天下大亂。所以說，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官方移民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菚r候還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叫“解手”，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仍然使用，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百姓們被迫登記以后，為了防止他們途中逃亡，官兵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長繩串連起來。那時候，遷徙路上，到處是一串串的移民，他們一步三回頭，天愁地也愁。在押解過程中，由于長途跋涉，人們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繩子拴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報告說：“老爺，請解手，我要大小便?！边@樣子日復(fù)一日，人復(fù)一人，次數(shù)多了，日漸簡化，只要說上一聲：“老爺，我要解手。”　　明初有個袁公正，字成甫，曾隨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戰(zhàn)，屢建戰(zhàn)功，官拜鎮(zhèn)威將軍。明朝統(tǒng)一后，首要的大計，是移民墾荒。袁公正又自動報名，舉家從洪洞遷至山東曹縣黃崗集落戶。當(dāng)時很受朱元璋欣賞，親賜一塊“袁氏題名玉碑”，還給他提升了三級頭銜。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約20公里處的關(guān)王廟北土崗上安下家來，取名“袁家固堆”，并題詞曰：“洪洞分枝老門第，曹州安居舊家風(fēng)?！薄　￡兾魇〉纳轿饕泼癖容^多，大概是與山西一河之隔距離近的緣故。據(jù)征集的譜諜看，武功縣的戴氏、麟游縣的趙氏、邢氏、扶風(fēng)縣的劉氏、彬縣的陳氏、固源縣的鄭氏、米脂縣的楊氏、并氏、眉縣的劉氏，其先祖都是明初從洪洞遷去的?！　【C前所述，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dāng)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陜、甘、寧、晉等省市。然而數(shù)百年間，峰回路轉(zhuǎn)，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輾轉(zhuǎn)遷到云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臺等地。特別是近幾十年里，遷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關(guān)東”、“下南洋”，建國后的城市知青“支邊”、“上山下鄉(xiāng)”，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xué)、探親、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跡，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⒁姡?山西洪桐縣尋根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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